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9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围绕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成就，以及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夯实经济基础等问题，记者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进行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何亮点？

　　何德旭：会议系统总结了2019年的经济形势和政策措施，并对2020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我认为此次会议至少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是对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比如，会议提出的“四个必须”：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强化风险意识。

　　二是对未来经济发展挑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会议强调“三期叠加”的影响继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同时，世界经济处于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大变局加速演变。这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重大的内部挑战，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冲击，亟待防控内外共振引发的重大风险。

　　三是更加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会议全面部署了2020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提出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民生、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六大任务。每项任务分成若干子任务，匹配针对性、精准化和专业化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了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2019年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成就？

　　何德旭：2019年我国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经济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成绩较为显著。

　　一是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虽然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中央综合施策特别是运用逆周期管理政策工具，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使得经济平稳运行。

　　二是精准脱贫、金融风险防控以及生态环境治理取得关键进展。以金融风险为例，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流动性风险有所缓释，影子银行乱象得到针对性治理。金融市场整体平稳运行，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宏观调控更为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需求与供给匹配，尤其是在小微企业发展支持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是内外经济互动的外部压力有所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的贸易和投资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央审时度势、积极主动、理性应对，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内外经济互动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如何将会议上所确定的2020年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何德旭：会议提出了2020年经济工作的六大重点，进一步完善了“六稳”政策框架，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是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的必要之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保障。六大重点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每个任务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统筹、精准施策。

　　比如，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更加有效、更可持续就是一个重大的任务，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首先是市场预期。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诸多减税降费政策，但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获得感仍然相对较低，特别是民营部门的市场预期仍未实质性转向积极乐观，是否可以更多采用降税率这种简单透明的方式来强化微观主体的获得感和积极性？微观主体的信心对于经济平稳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基础。

　　其次是效率。中央和地方积极财政政策举措非常多，但是效率和效果如何则需要进行全面评估、系统总结并进行调整。低效的财政扩张将会引致显著的财政风险，未来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可持续，更加注重贯彻市场化原则。

　　再次是消极影响。中央和地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2020年及未来一段时间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是必要的，但是需要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对其他政策或主体的挤出效应。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更加注重守底线、补短板、强弱项、重软件，更加注重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而将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产业发展等交由私人部门来主导，否则低效的政策性或政府性资产过度膨胀将会弱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

　　最后是纪律。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没有成本的政策，比如，地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能需要更多通过发行地方债或专项债来进行，甚至有的地方还会通过平台公司等迂回融资来稳增长。前者是通过市场化进行，具有市场纪律的约束，后者可能导致隐性债务的膨胀。如何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的纪律约束，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